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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传玺:安徽的身影

文章作者:admin / 发表时间:2019-07-19 / 点击:

  出去旅游,看一些纪念景点,常常会看到“安徽”的身影。比如最近去绍兴,在鲁迅纪念馆,看他爷爷周福清那一科进士,我看到了安徽太平人崔国因的名字。崔国因是李鸿章访美时的驻美公使。在兰亭的《兰亭序》摹本碑廊中,我看到了通常流行的五大摹本:冯承素本、虞世南本、褚遂良本、褚遂良黄绢本、欧阳询本,还有两个出自安徽的版本很受推崇,一个是“颍井本”,即发现于安徽颍州一口井中的原刻摹本,董其昌对其很是欣赏,正文前有“兰亭序唐临绢本”的题记;还有一个是发现于绩溪的朱熹跋定武古拓本,为绩溪胡寿六、胡高岩、胡仲吾、胡笑波四代珍藏,上面不仅有朱熹题记,还有于右任题字。现在流行的是两大版本,神龙本(冯承素本)和定武本(欧阳询本),而以定武本最为大家熟知。如果说定武本抒情味道充足的话,颍井本则多了些朴拙的意味。徐渭在《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中说:“非特字也,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己笔意者,始称高手。”按照徐渭的说法,颍井本的作者正是高手。

  说到徐渭,我在绍兴很小的青藤书屋的展陈中,看到的大部分是他书画作品的介绍,关于他的生平则很简单。就在这简单中,竟然用了四五个版面的图片,来重点介绍他给胡宗宪当文书的经历。

  徐渭1521年生,37岁时即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加入胡宗宪的幕府。徐渭在胡府呆了五年,直到胡宗宪因严嵩倒台受牵连被捕。这期间,胡宗宪的公文和有关信件,基本上出自徐渭这个狂傲的大才子。虽然徐渭时时感到起草公文的痛苦,自叹“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而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代抄集小序》)”,也曾几次辞职,但他毕竟敬佩胡宗宪的抗倭之功,所以面对胡宗宪的热情挽留,他又留了下来,尽心尽力地为其服务。胡宗宪很是器重欣赏徐渭,也给了徐渭优厚的待遇,让徐渭过了五年比较安宁稳定的生活。徐渭代他起草了《镇海楼记》,胡宗宪给了他120两“白金(有说220两)”,让他去给自己盖所房子。房子盖好后,徐渭特意写了篇《酬字堂记》来记述此事。对胡宗宪的抗倭之功,徐渭曾以诗歌来加以歌颂(如《龛山凯歌》《赋得风入四蹄轻》等),而他对胡宗宪的知遇之恩,更是充满了感激。所以当胡宗宪被杀后,他也感到恐惧(有人认为这也是他后来发疯数度自杀,乃至杀妻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还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写了《祭少保公文》。我在这几块展板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作品安徽绩溪龙川胡氏宗祠木雕荷花,下面的注解是,根据考证,这些荷花是徐渭创作的。

  我们现在去龙川,会看尚书府,会看奕世尚书坊,会看胡氏宗祠。在宗祠内,会听胡氏宗祠和丁氏祠那个有关“风水”例证的故事,会看朱熹那个被人牵强附会其含义的“孝”字,会欣赏文征明书写的“世恩堂”匾,会欣赏正厅两侧裙板上那20扇“荷花图”它有这几种含义:“荷”谐音“和”,配上下面的“蟹”,谐音就是“和谐”。合族和谐,才能使家族繁荣昌盛。这些荷花图,就艺术来说,“大小荷叶翻卷舒展,风流潇洒无一片相同。荷梗疏密有致,穿插得当,衬以高天翔鸟、水底游鱼、碧波戏鸭、鸳鸯交颈、翕张蟹蚌和池塘跃蛙等,配置得很有分寸,完全脱离了匠气,活脱脱都是一幅幅大师佳作精品(《龙川》)”。正是有这些精美木雕,加上祠堂的规制,使胡氏宗祠被人赞誉为“木雕艺术厅堂”、“江南第一祠”。可这“大师”作者是谁?木雕,那时被当作手艺人活,作者很少有名字被载入史册,但其绘画作者呢?所有书里都没说,导游也不会说。前几年,我在编写《徽州古村落》时,对此也没留心,甚至认为就是木雕者自己绘的图。没想到,却在绍兴的青藤书屋遇上了,原来,它们是徐渭的杰作。

  徐渭这样的艺术家,连郑板桥、齐白石都自称“青藤门下走狗”,如此艺术大师亲手绘画,无疑给无名的木雕增光添彩。这些木雕,是胡宗宪和徐渭由相遇到相知的又一美妙例证,也是绘画大师和木雕大师,一次完美合作的最佳例证。徐渭入赘岳家后,其作为兄长的遗产继承权被剥夺,实际上被赶出徐氏家族;他在给胡宗宪起草公文时,对胡与严嵩的来往最为反感。那徐渭在绘制这些荷花图时,是不是也包含着他对家族和谐的向往?

  而我写下这些,其实还有另一层想法。关注一下这些“安徽身影”,是不是可以丰富我们的文化史,拓展我们有关文化的研究视野和深化我们有关研究的深度呢?说中国书法史,乃至任何人练习书法,作为三大碑帖之首的《兰亭序》,均不能跳过,但颍井本和绩溪朱熹题跋的古拓本,我就不见安徽人说过,虽然这两个摹本不是唐初五大摹本,但也是《兰亭序》流传史上的重要发现,其自身也有重要的书法史意义。徐渭的这个“板画”,我不想再去重复别人的考证,对于徐渭自身的绘画创作有意义,我想更有意义的,不仅仅是让龙川的木雕有了绘画大师作品的名头,而重要的是,绘画大师与木雕大师的结合,构成的徽州木雕或者版画的“风景”,也应是我们研究新安木雕或者版画的新课题。同时,这些“安徽身影”,岂不正是徽文化历史影响力的例证?关注这些安徽以外的“安徽身影”,或许对我们说好安徽故事,也会有着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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